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关键议题

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将于6月23至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对话的美方代表为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中方代表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自2009年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两国合作应对在双边、区域及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机遇和挑战提供了交流平台。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学者李成、卜睿哲（Richard C. Bush III）、杜大伟（David Dollar）和唐兴 （Daniel B. Wright）对此次重要会议做出了以下分析。

李成：是时候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在1945年谈到：“原子弹的产生改变了一切，除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往后的70年里，爱因斯坦的这番话时刻提醒着我们，在面对这一快速和深刻改变的世界时，要保持批判性的世界观。

在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来临之际——同时也是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夕——两国的政策决策者不应囿于异见，而应更多地以爱因斯坦的箴言为启迪，探索新的思维方式。 以下两个重要因素已凸显出对转变思维方式的迫切需要。

首先，经济全球化正在空前地改变着世界：货物日达全球; 人们若干小时即可跨越半球；跨国资金流动以分钟计；资讯信息全球即时传播。然而具讽刺意味的是，中美两国作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似乎在构筑各自的经济阵营，其表现为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美国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难以想象，当今世界任何的经济一体化能够在排除全球第一或第二经济大国的情况下取得成功。

其次——类似于核武器的使用一样——网络攻击对基础设施、交通工具、通讯系统和国防设施的破坏会极度威胁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更应值得警惕的是，威胁可以仅来自一台电脑或一部移动设备。朝鲜被认为对索尼影视公司的网络攻击这一事件应当为我们敲响警钟，提醒我们在数字时代的人类社会是多么易受攻击。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中美两国必须及时主动地建立一套针对网络空间的国际标准、技术流程和风险控制机制。

卜睿哲：对香港继续政改的赞扬与鼓励

最近一次中美领袖谈及香港是在去年11月份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两人于北京的峰会上，那时香港的抗议已处于尾声。当时，奥巴马总统公开否认了美国与“雨伞革命”的发起有任何关联，并认为问题最终还是需要香港和内地民众进行商讨。奥巴马同时承诺，华盛顿将继续支持“公民表达自己的权利”，并“鼓励香港的选举以透明、公正、反映民意的方式进行”。

那么，克里国务卿在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应该对国务委员杨洁篪说些什么呢？

首先，他应该给中国已做的正确之举加以赞誉。他应称赞北京推动香港“一人一票”普选的决定。尽管存在特首候选人需要被提名的程序缺陷，扩大选举已经是巨大的跨越（这可能是当下令中国领导人后悔的一步棋）。他还应该称赞中国政府没有对抗议群众做出过度反应，将维稳职责交予港府，而自身并未介入。

其次，克里国务卿应该鼓励北京不要放弃政改计划，尽管小部分香港的激进分子已经将领导人善意的努力变得复杂化。他应该重申美国对该地区选举体制保持一贯的承诺，即“特首通过普选产生，并且香港市民拥有实际意义的候选人选项”。他也应该表明，美国所理解的选举改革并非实现香港善治的唯一条件；无论当前的政改方案是否获得香港立法会的批准 （香港特首普选方案已在立法会被否决。译者注。），政革都应该得到推动。

最后，克里国务卿应该重申奥巴马总统的承诺——即美国并未插手去年秋天发生的“占中”运动。此外，抗议不仅仅体现了公众的政改诉求，同时也暴露了对民生问题的不满。无论政改走向何方，民生问题都亟待解决。然而即使拥有奥巴马总统的承诺，中共的宣传部门仍然在持续谴责“境外势力”，这只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忽视了香港抗议的根源与解决之道。

杜大伟：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为习近平访美打下基础

中美之间由于安全问题所引发的龃龉，会涉及到经济领域吗？根据我的经验，答案是否定的。中美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就经济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磋商，并尽可能在双边问题上取得进展。更有可能的是，安全问题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反而会凸显经济对话的重要性。

此次中美对话的重中之重，是就全球经济问题展开战略磋商，这也是汪洋副总理希望在今年有所加强的一个环节。今年希腊债务违约的风险及其退出欧元区、美联储结束其量化宽松政策等都是值得探讨的议题。此次对话最重要的成果将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的技术官僚们对于全球经济问题达成共识，并能够在解决方案上保持共进退。

即便如此，美国也期待在一系列经济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这些议题普遍呼吁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并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不过，今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想要在这些方面取得实质进展的可能性并不大，原因有二：首先，中美当前经济议题的核心是双边投资协定。双方刚刚交换了负面清单出价。虽然尚未有可靠的文件流出，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方面的负面清单十分冗长，因此中美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道路且长。实际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能起的作用只是令双方对投资协定谈判引起足够的重视。其次，中美双方都希望在习近平主席九月访美之际将取得的重大成就公之于众。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为习近平主席的成功访美打下基础，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唐兴：重铸中美关系的共同目标

中美关系的基本逻辑亟待更新。今天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和接下来更重要的大事——习近平主席九月访美，为此提供了不仅仅在字面上，更是在行动上更新这一逻辑的恰合时宜的契机。以共同敌人为中美关系战略基石的缓和岁月已然过去，同时快速逝去的还有经济快速增长的繁荣、携手应对的经济危机、乐观的前景和团结一致的利益伙伴关系。

国内外现实的骤变要求北京与华盛顿再次阐明并确立中美关系“维恩图”里的重要交集，或许这就是北京所指的“新型大国关系”。

但是，相比空喊口号，实质内容比形式更重要。本月是北京和华盛顿积极推动这类问题的最佳契机。其中问题包括双边投资协定、网络和科技的新规章、气候与环境合作、地方人员交流以及在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共同努力。基于这些问题的行动能为促进双方利益提供持续动力，并获得两国人民的支持。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始创于2006年，建立的初衷是为填补两国内阁级官员对话机制的空白，并期望建立一个不仅仅局限于解决问题的对话平台。2015年度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及九月的习奥会，为两国关系重铸共同目标提供了契机，此时迫切需要的是领导力与行动力。